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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11-20 10:22
  • 來源: 法治日報
  • 作者: 賈宇

  賈宇

  奔走在中國法治路上40餘年,我身邊始終有位老朋友真情相伴攜行,不管她幾易其名,不管我走到哪裏,我們總在第一時間相認,彼此充滿着熟悉和親切。這位老朋友,就是剛剛更名的《法治日報》(原名《法制日報》),她的前身是《中國法制報》。“秀才人情半張紙”,老朋友有了喜事,理當寫點文字表示祝賀。

  1979年,我到西北政法學院法律系求學,第二年《中國法制報》創刊,我就成了忠實的讀者。當時,十年文化大革命結束,十一屆三中全會撥亂反正,中國的法制事業剛剛啓航,從領導幹部到普通百姓,都對法制寄予很高的期望和熱情,《中國法制報》單“法制”兩字就在廣大人民羣眾心中激起了很大的波瀾。

  當時,法制信息傳播少,宣傳法制媒介更少,在這一特殊時期創刊的《中國法制報》,就成了人們學習法律知識、培育法治理念的重要媒介,也成為人們瞭解司法工作和法制發展進步的主要窗口,對推進法律人成長進步、推進法制社會轉型發展,都有着巨大的貢獻。

  當時,報紙發行量很大,街邊、報亭都有,很多老百姓隨手買一份站在路邊看。我作為年輕的法學學子和法學教師,閲讀《中國法制報》是我學習法律、瞭解司法實務的重要渠道。報道的內容是法學教學的重要素材,教授們拿着《中國法制報》講課是常見的事。

  後來,我的豆腐塊文章不斷見諸報端,報社記者也常聯繫我針對一些焦點案件進行採訪,我很受鼓舞,更是堅定了投身法律事業的信仰,培養獨立觀察和深入思考的學術習慣。

  學術爭鳴是學術進步的階梯。上世紀90年代,我特別關注過《法制日報》報道的一起安樂死案件,一位母親肝癌晚期特別痛苦,兒子請求主治醫生為其母親解脱,主治醫生就給其母親打了一針,母親安詳去世。之後因家庭糾紛,兒子和主治醫生被告發,並以故意殺人罪被起訴,這起案件引起安樂死的大討論,我也參與其間做了比較認真深入的研究,並將此作為我一個階段的學術主攻方向之一。

  在學術理論和司法實踐的往返中,我更加篤定,學術從來不是困在象牙塔裏的,法律也從來不是隻寫給法律人的,《伊力哈木·土赫提分裂國家案庭審紀實》《劉漢劉維涉黑案四川3名原政法幹部獲重刑》等報道中都如實地將我們這些學者的觀點展示給了社會大眾。因為法律只有被充分理解,才能真正被信仰。

  從陝北公學到西北人民革命大學,從西北政法學院到西北政法大學,西北政法大學肩負着民族振興、培養高素質法治人才的使命。我在西法大擔任校長時,提出了“法治信仰,中國立場,國際視野,平民情懷”的育人理念,《法制日報》這個已相交二三十年的老朋友給予了我莫大的關注和鼓勵。

  “我們做革命工作是非常注重實際的,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一切措施,都是為了解決人民羣眾的實際問題。”時任中共西北局書記習仲勳在西北人民革命大學畢業典禮上的講話,給我很大的教育和啓發,法學教學同樣必須和實際相結合,必須與司法實務相結合。但教師不瞭解司法實踐,教學與實務嚴重脱節的情況是普遍存在的。我提出首先要把教師培養成了解中國司法辦案實際的法學專家,

  要求青年教師無論是哪個學校畢業的,無論是博士或者是留學歸來的,一律要到基層檢察院、法院等實務部門掛職鍛鍊,要有為期一年以上的全職司法實務工作經歷。到2017年我離開西北政法大學時,學校有司法機關掛職鍛鍊經歷的教師達80多人,走在全國前列。《法制日報》對此作了充分報道,中央政法委也在西北政法大學召開現場會,對我們的做法給予充分肯定,要求各政法院校建立法學教學與司法實務合作培養高素質法律人才的工作機制。

  這無論是對高校培養人才,還是提高政法隊伍法學理論水平和實務戰鬥力,都很有意義,而且至今還有很大的進一步發展空間,為我到實務部門工作後深入開展檢校合作,培養高層次檢察人才奠定了基礎。

  2017年畢業季,是我人生中難忘的日子。我在畢業典禮上發表了《立身為公 力學達成行穩致遠》的致辭,同時依依不捨地宣佈將告別我學習生活和工作達38年的西法大。在我人生重大轉型時,法制日報社理論部主任蔣安傑發表了《告別西法大,賈宇去了哪兒?》,用筆細膩,娓娓道來,不到幾小時點擊量就達10萬+,刷屏了西法大學子的朋友圈。

  除了被老朋友真心關注的温暖感動外,我同樣收穫了在實務部門新崗位上一如既往做好工作的信念力量,就像我告誡學生一樣時刻提醒自己“要始終堅守法治信仰,堅信法治的價值,自覺且真誠抱有建設法治國家的信念,追求公平正義,捍衞法治理想”。

  2018年1月,我有幸從陝北這片紅色熱土來到革命紅船起航的地方,來到習近平總書記曾經工作過6年的地方,赴任浙江省人民檢察院檢察長。1月19日這天,老朋友又在法治浙江微信公眾號上送了温馨見面禮《“全國十大傑出青年法學家”賈宇任浙江省檢察院黨組書記》,回溯我與浙江結緣的故事,讓浙江人民對我這個遠道而來的幹部有了初步印象。法制日報社駐浙江記者站站長陳東昇發表特寫《浙江省新任公檢法三長的法律背景》,對我和新任省公安廳廳長、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從事法律工作的情況作了詳細介紹,閲讀量又是10萬+。

  同年3月,全國兩會期間,我首次當選全國人大代表,履職後,欣然接受了法制日報社黨委書記、社長邵炳芳的邀請,在浙江記者站記者王春的陪同下,走近這位相交30餘載的老朋友,參觀了報社採編工作平台、照排車間、法制網演播室等,錄製了法制網直播專訪,我的聲音被更多的讀者和網友聽到,對我而言是一種鼓勵,更是一種鞭策,讓我工作不敢有絲毫懈怠。

  2018年6月29日,浙江省檢察機關首創的“公益損害與訴訟違法舉報中心”掛牌,這是個值得載入法治浙江歷史的重要日子。《法制日報》用淘寶集運香港紙予以了定格。時逢公益訴訟制度實施一週年,《法制日報》及時關注到浙江檢察工作的新成績、新亮點,報道後良好的社會反響進一步推進了浙江公益訴訟檢察工作。2019年7月,在公益訴訟制度實施兩週年之際,《法制日報》再次深度報道了我們努力打造的新時代公益訴訟浙江樣本。

  除了持續追蹤浙江檢察工作,老朋友同樣關注我在全國兩會上的發聲。今年是習近平總書記“兩山”理念提出15週年,綠化一方羣山,保護好一江春水,需要建立和完善黨委統一領導、部門密切協作、社會各界大力支持的生態檢察新機制,更需要大力宣傳共建共治共享的生態檢察新理念。此時,老朋友又來到我身邊,《守護好“重要窗口”青山綠水》的專訪,成了我的“擴音器”。

  確如《法制日報》報道,我和浙江的緣分,從“楓橋經驗”起從來沒有斷過。2006年,我帶隊到浙江諸暨楓橋鎮蹲點調研,完成《“楓橋經驗”與法治建設》課題研究。到浙江工作後,我着力打造新時代“楓橋經驗”檢察版,2018年8月,我們與這位老朋友深度牽手,共同主辦了新時代“楓橋經驗”理論研討會,圍繞習近平關於社會治理重要思想與“楓橋經驗”的創新發展等主題進行深入探討,8月15日《法制日報》頭版頭條刊發了《浙江檢察創新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勇創法律監督為民服務標杆省》,我們的聯繫互動因“楓橋經驗”而更加緊密。

  今年3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浙江調研時又賦予浙江“努力成為新時代全面展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重要窗口”新定位。面對新形勢,浙江檢察機關如何建設好、展示好檢察“小窗口”,服務保障“重要窗口”建設,成為我們面臨的新的重大任務、重要課題。

  基層社會矛盾糾紛調處化解中心建設是推進省域治理現代化的牛鼻子工程,老百姓要實現矛盾糾紛調處最多跑一地,涉檢信訪工作就不能跑兩地。浙江省檢察院積極推進了88家基層檢察院的12309基層檢察服務中心入駐當地矛調中心,佔全省基層檢察院的97.8%,着力將矛盾化解在基層。《法制日報》緊抓矛調中心這一基層社會治理新窗口,及時展示了檢察機關的擔當作為。

  越是深入基層調研,就越發瞭解浙江作為魚米之鄉、富庶之地的背後,無不凝結着人民羣眾勤勞奮鬥的汗水和智慧。在東昇、王春同志身上,我深切感受到了浙江精神的力量,他們的熱情、勤勉、敬業、敏鋭,他們與政法單位的真誠互動,他們為各地改革創新的鼓與呼,都構成了推動中國法治進步的重要力量,也成為我努力做好轉型的信心助力。

  經過數月的基層調研,我們補短板、聚合力、謀新篇,形成《浙江省人民檢察院高水平服務保障“重要窗口”建設的決定》,構建法律監督“八大格局”,打造具有全國影響和浙江辨識度的12項檢察標誌性成果,努力為浙江“重要窗口”建設貢獻檢察力量。

  入浙3年來,我初心不改,老朋友很敏鋭地捕捉到了這一點。“我又當老師了!”這是2018年9月《賈校長開講新學期法治第一課》報道的第一句話,我帶頭擔任了浙江大學附中的法治副校長。2019年11月,《法制日報》在《繫好未成年人第一顆“法治釦子”》中又一次記錄了我當校長的全過程,這一次,我們檢察官校長隊伍壯大了許多,“浙江省三級檢察院檢察長送法進校園已經成為法治浙江建設的一道亮麗風景線”。這自然和浙江全體檢察人的努力分不開,也和老朋友對我們的宣傳和鼓勁分不開。

  40年來,《法制日報》這位老朋友一直堅守在中國法治事業前行的道路上,記錄着中國法治前行路上的每一個腳印,尤其是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以來,隨着推進全面依法治國,報紙緊跟形勢將報道領域擴大到依法治國各方面各環節,成為黨領導全面依法治國工作的重要輿論陣地。

  “無問西東,此處自有深情。”8月1日,老朋友完成了新的更名,衷心祝願《法治日報》與法治中國建設戮力同行勇立潮頭!祝願中國法治的明天更加美好!

  (作者系浙江省人民檢察院黨組書記、檢察長)

編輯: 王騰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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